咕泡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第10期学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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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16世纪自然哲学家面前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是否存在一个可以仰赖与指导自然哲学研究的发现方法。亚里士多德在其诸如《论题篇》（Topics）的早期著述中，详细阐述了“知识发现”（discovery of knowledge）的步骤。这些步骤意在指导人们揭示合适的证据、发现最富成果的问题等，通过提供对问题进行分类或者区分的工具或策略，使问题可按照既定的技巧得以提出并解决。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后期著作中，比如《前分析篇》（Prior Analytics）和《后分析篇》（Posterior Analytics），论述重点有了明显变化。到后期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研究结果的呈现问题，他现在感兴趣的是，如果结论的确立是基于公认的三段论这样一个前提，那么该如何确保推理的有效性。换言之，他的研究焦点从发现问题转移到证明问题上。16世纪，亚里士多德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于发现方法的根本性迷茫，因为亚里士多德原先所提的发现方法及相关论题俱已丢失，至少在科学发现的背景下如此，他的三段论证明方法被解读为方法本身，即既是发现方法，也是呈现方法。

这种迷茫导致16世纪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亚里士多德的辩护者试图厘清如何对三段论进行全新解读，以让三段论可以被用作发现方法或者至少成为某个发现方法的一部分。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的批判者则认为，三段论压根不可能成为发现方法的一部分，追根溯源，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学说中的问题都源自他试图采用这种毫无用处的方法。批判者在修辞术中寻求真正的发现方法，修辞术研究在亚里士多德死后由西塞罗和昆体良（Quintilian）为代表的罗马思想家发展起来，奠定了早期现代修辞术的基础。这一方法既有保守的支持者，也有激进的倡导者。保守的支持者，如拉米斯（Ramus），把发现方法视作通往自从古典时代以来就积累起来的知识宝库的向导；激进的倡导者，如培根，则将发现方法视为用全新知识代替传统学问的大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