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方城市合伙人学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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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历史背景，决定了浙南、浙北在共同的改革开放时代呈现出了不同的进化路径。据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浙商生存发展报告》，1978年，浙南地区民营经济主体比重达14.7％，公有制经济主体占比85.3％，明显区别于民营经济主体比重仅3％、公有制经济主体达96.8％的浙北地区（0.2％的数值差为联营经济）。1988年，浙南地区民营经济主体比重更是迅猛增长到48.6％。不同的经济成分数据背后，是不同的经济运行格局：浙南地区市场的力量无比炙热，浙北地区政府的力量始终强大、稳定且有序。但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深化，亦逐渐出现了交融趋同的态势。到1998年，浙北地区的民营经济主体比重已追至81.5％，仅比浙南地区的民营经济主体比重85.3％低3.8个百分点。

在浙北和浙南有差异也有共性的循环共振中，可以划入浙南地区但又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将做出怎样的发展行为选择？曾多年担任义乌市政府顾问兼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陆立军教授认为，“义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纳入广义的“温州模式”范畴，甚至可以说就是“温州模式”的变种，两者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