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福星玄空风水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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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像在社会活动的其他方面一样，城镇在宗教生活中占有支配性地位。杭州、苏州、宁波在当时都以市内和郊区修建的宏伟寺庙为荣。尽管佛寺常常位于安宁清幽的山中，但其他庙宇，尤其是道观和土地神的祠庙则几乎总是位于城镇之内。“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一位地方历史的编写者如此写道。 [6] 城中庙宇的兴盛也与小型集镇财富的增长相互呼应。吴淞江是把内陆城市苏州同松江连接在一起的主要水道，而吴淞江畔的港口青龙镇在12世纪经历了速度惊人的发展，它成了诸多富家巨室的家园，被当时之人誉为“小杭州”。使集镇声名远播的还有当地的华美建筑，以及在“烟火万家”间高高耸立的“三亭七塔十三寺”。在青龙镇这样的集镇中，壮观的宗教建筑既是当地景观又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在这方面，江南的情况与中世纪以教会建筑为中心的欧洲城镇几乎相同。[7]

宋朝经济的富足因此对当时的宗教生活产生了直接且无孔不入的影响。历史学家们的一个常见结论是，随着宋朝经济的繁荣发展，当时的人们愈发坚信凡人可以操纵神灵，且可以以此掌握自己的命运。韩森曾经提出，经济的商业化重塑了宋朝的宗教版图，因为商贾们通过向庙宇捐赠香火钱与在行商途中推广自己的信仰，使诸位神灵带上了他们的印记与特色。 [8] 姜士彬（David Johnson）同样指出，城隍庙自晚唐以来的大量涌现与商贾的资助有着直接关系。 [9] 然而，为这些假说提供支持的证据十分单薄。尽管庙宇出现在了商贸中心，但单单凭此不足以说明商人们在寺观的建立与信仰的传播中起到了独一无二或主导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神明因简易直接的通神手段的流传而变得更平易近人，但这也不足以反映人们相信凡人拥有支配神界的权力。然而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推断，此类通神手段是因人们对个体命运的焦虑而产生，在这种焦虑感的驱使下，人们不顾一切地寻求神力的襄助，希望以此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且变化莫测的社会中寻得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