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和仁上医内修学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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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和谷子成了人们的主食；南方数量庞大的天然和人工水道在促进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刺激了贸易的发展；南方的物产，如茶叶、蔗糖、瓷器、丝绸，以及稍后的棉布等引起了新产业与新型消费模式的出现。城镇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迅速发展，商品的流通范围因此得到扩大，从土地占有和商业活动中获得大量财富也因此成为可能。这一新趋势不断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对中国的宗教文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经济变化还带动了社会秩序的全面转型。自汉代以来一直控制中国社会与官府的豪强巨室在唐王朝崩溃之后也丧失了政治和经济特权。多数世家大族都未能适应逐渐兴起的“市场经济”；而且科举考试成为官员录用的主要途径，通过官职世袭维持社会地位的做法因此不再可行。中古时期士族阶层的瓦解巩固了中央的专制权力，并扶植了乡贤士绅的发展，后者的社会根基在地方社会而不是国都。就像昔日的士族一样，士绅通过收取地租、投资教育以及阶层内联姻来获取社会地位。但自此以后，精英阶层的权力在空间层面受到了更大制约，通常只局限在地方社会。虽然士绅阶层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与稳定性，但不管在国家还是地方层面，科举结果的变化无常都杜绝了士族社会的再生。 [2]

此时中国在空间层面也经历了深刻改变，其后果之一便是江南地区，也就是从临江的南京南至靠海的宁波的长江三角洲南半区，成了帝国经济的心脏地带（见地图1）。 [3] 虽然在大分裂时期南京已经是多个南方政权的都城，但长江三角洲的经济潜力直到来自北方的移民于唐末宋初大规模抵达当地才开始获得充分开发。人力的大量注入使开发土壤肥沃的沼泽成为可能，高产的水稻种植业也因此获得了发展。三角洲上纵横交错的沟渠最初为排干沼泽而修建，但它们也是当地贸易与航运的动脉。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水运成本也因此十分低廉，大大促进了城乡交流和地区间贸易的发展，中国的南方也因此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