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冠成天星风水择日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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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落到帝国的不同群体都会书写他们对文化符号和实践的各自解读，这种解读拓宽了这些符号和行为的“解释性场域”（interpretive arena），并重新定义了它们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解释层层叠加，杜赞奇把这个过程称为叠写（superscription）。根据他的观点，叠写创造的并不是霸权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而是一套通用的文化词汇，不同群体都可用它表述自己的世界观，且当他们这样做时并不一定会质疑或削弱其他解读的正当性。 [5] 康豹（Paul Katz）在杜赞奇分析的基础上做了改进，他提出共生（co-generation）以作为叠写的替代性概念。共生强调的不是神话和相关解读历时性的层层叠加，而是信仰的各层含义同时生成，并通过祭拜和仪式活动同时体现的动态过程。 [6] 五通神是可以说明信仰的这种动态性，以及神祇与相关祭仪被赋予的多重含义的一个实例，他在官祀、教内神话和仪式、民间信仰中所拥有的不同形象被赋予了各式各样的象征性意义。

通过五通神信仰的复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宗教文化中，对神灵世界的通俗化解读可以十分灵活。神灵在道德层面的模棱两可显得尤为显眼。祝福和灾祸来自同一个源头，且人们借助神灵之力既可行善也可作恶。许多神通广大、品性完美的神祇都有着邪魔的出身，他们后来被迫加入了善的一方。魔的皈依是佛教神话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最夸张的例子或许就是育有众多子女但喜食小儿的鬼子母的传说），它同时也是道教神学中的中心主题，真武和五显的成神过程都可以证实此点。赵公明的经历也体现了这种皈依过程：初始身份为一只疫鬼的他先是被改造为正直的伏魔神将，然后成了对作恶者降下惩罚性疫病的五瘟使者之首，最后又化身为武财神。但是，并非所有妖魔鬼怪都能被驯化、改造。比如说山魈就始终是处于文明边缘的他者，他们与人类的接触只会导致灾难与不幸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