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炳昕老师说风水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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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经济中铜钱依然存在，因为日常的小额交易需要更加便捷的支付手段。然而正如官员们悲伤地承认的，这些铜钱实际上都是私钱。在明朝统治的最后一百年间，掌管财政的官员在保守政策和扩张性政策间摇摆不定。官府任何试图控制货币供给的努力，都会促使商贾、钱商和普通市民为保护自己的收入采取新的对策。私钱铸造在整个17世纪上半叶都相当猖獗，迫使官府开始发行品质更劣的铜钱，引发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任性的国家货币政策还导致江南城市中暴乱与骚动频发。在许多平民眼中，实体形态的金钱——无论白银还是铜币——是邪恶且反复无常的，而这种特质又被人们归因于决定财运的财神本身的任性。

因此，经济交换的新形式激发的更多是恐惧与不安，而不是乐观的情绪和更高的期望。货币经济的快速发展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可以帮助农村移民更好地融入陌生城市环境的社会制度，或是可以保护他们不受货币经济波动伤害的社会制度，却未能同时形成。行会组织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罗威廉（William Rowe）笔下的那些社会团体，也就是那些在19世纪的汉口推动市民意识发展的团体，在明朝晚期的城市中还没有开始发挥显著作用。因此，因货币经济的初期发展而出现的财富观毫不出人意料地认为，分配金钱的是无常的邪力。

从18世纪起，形象多变的财神开始发展为一位更加标准化的神祇，也就是一位人们很容易操纵的神祇。财神体现了对私德和公德的欧赫墨罗斯化。这样的财富观显然很对官府和成功商人的胃口，然而仅靠意识形态层面的吸引力是不足以赢得大众认可的。要理解五通神在18世纪是如何转变为五路财神的，我们必须把这个过程放到更加稳定的商品经济（尤其是货币体制的稳定）和城市化的社会环境的背景中。经济状况在18世纪的稳定性与明末令人困扰的大起大落形成鲜明对比。从18世纪30年代起，云南的铜矿获得大规模开发，清政府从此可以铸造足够数量的铜钱，进而建立稳定可靠的货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