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分析师VIP套餐学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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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立的探究空间”这一概念——以及大学等实体提供这种中立空间的想法——是否恰当，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即使17世纪上半叶有任何“中立空间”，在大学里也并不多见。 相反，我们必须要么仰赖梅迪奇（伽利略）、拿骚的莫里斯（斯特文）、佩雷斯克（加森迪）、诺森伯兰伯爵（圈子包括哈里奥特、赫斯和华纳）和纽卡斯尔侯爵（迪格比和霍布斯）等人的赞助，要么利用私人手段（笛卡儿和波义耳），要么从事某种形式的专业工作（查尔顿）或公共工作（培根），从而留出时间追求自然哲学。这些都不是西方所独有的。此外，即使大学提供了必要的中立空间，新一代自然哲学家也不可能在那里学到什么，因为大学教的是错误的东西。例如，无论是伽利略还是笛卡儿，都无法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掌握他所急需的数学技能。伽利略最初在比萨学习医学，但在完成学位之前就离开了。1583年，他开始在父亲家学习数学，师从佛罗伦萨宫廷教师奥斯蒂利奥·里奇（Ostilio Ricci），后者教授军事防御工事、力学、建筑学和透视。